图为《中国传统法治文化术语》新书发布仪式现场。“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与‘一带一路’建设高端论坛”主办方供图

  2023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周年。倡议由中国发起、各方共建、世界共享。

  十年来，“一带一路”倡议在全世界得到积极响应，硕果累累。截至1月6日，中国已同151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签署两百余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今年也是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传播工程（以下简称“术语工程”）启动实施的第十年。“术语工程”是以整理、诠释、翻译、传播思想文化术语为主要宗旨的国家项目。

  经国务院批准，“术语工程”于2014年启动，该工程建立了由教育部、国家语委作为召集单位，中宣部、外交部、文化和旅游部等多部委为成员单位的部际联席会议机制，委托北京外国语大学及所属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承担具体工作。上百位来自哲学、历史、文艺翻译、海外汉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参与该工程。

  十年来，“术语工程”在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推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等方面取得良好成效，得到国内外的广泛认可。

  为深化“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文明交流互鉴，加强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体系建设，促进中华优秀文化传承弘扬，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2023年4月14至15日，“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与‘一带一路’建设高端论坛”在北京成功举办。

  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韩震，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人文学院名誉院长李德顺，中国人民大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王义桅，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孙熙国、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袁济喜、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聂长顺等专家和学者出席论坛并发言。

  “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与‘一带一路’建设高端论坛”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和中国政法大学主办，“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传播工程”秘书处、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等承办。

  《法治周末》记者在论坛上了解到，截至今年3月，“术语工程”团队共完成1100条数据的诠释和翻译工作，以中英对照的形式出版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系列图书1至11集。“术语工程”已在国内外出版系列图书170多种，被全球150余家图书馆收藏，并与“一带一路”沿线个语种国际版权合作，在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了独特作用。

  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副司长刘宏出席论坛开幕式并致辞。他表示，“术语工程”自启动以来，承担任务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组织专家团队高质量、高效率推进各项工作，在助力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推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推进“一带一路”共建等方面探索了新路径，积累了新经验，取得了明显效果。

  北京外国语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赵刚在论坛上表示，作为文明古国，我国具备以传统故事打动世界的文化积淀，但如何将中国故事讲对、讲深则并非易事，讲对传统中国故事离不开全球语言的支撑，其中最基础的工作就是明确核心术语。

  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传播工程秘书处负责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副总编辑章思英指出，“术语工程”第一次从国家层面开展思想文化术语的整理、翻译和传播工作。秘书处组建了一流的专家团队，他们从浩如烟海的典籍中梳理出核心术语，用简明扼要的现代汉语加以解释，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

  “可以说，理解了这些核心术语，就掌握了开启中华思想文化丰富宝藏的钥匙。”章思英说。

  赵刚表示，提到讲好中国故事，要将传统中国故事讲深，不能自说自话，要将中国传统融入全球文化。要将中国故事讲好，让世界更好更全面地认识中国，则需要中国内容。本次论坛上首次发布的《中国传统法治文化术语》一书，就是专家们提供的优质内容。

  他说，这本书建造了一座属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大厦，为人们探寻现代法治思想提供了线索，本书以中英文对照的方式出版，有益于促进中国法律文化的对外传播。

  据了解，《中国传统法治文化术语》将“德主刑辅”“矜老恤幼”“执法如山”等107个传统法治文化核心术语呈现给了中外读者。截至目前，该书已经输出了英语、韩语、马其顿语、土耳其语、尼泊尔语、法语、匈牙利语等语种，其中有4个语种是“一带一路”国家语言。可以说，该书是努力讲好中国故事、增强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积极尝试。该书的出版将有利于提升我国法治体系和法治理论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

  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法治文化研究所所长崔蕴华是《中国传统法治文化术语》一书的主编之一。

  崔蕴华表示，中华优秀法治文明历史悠远长久，相关的思想和术语灿若星辰，资源丰富。如何明智的选择相关术语，选择多少，又如何分类是本书编写过程中首先遇到的问题，团队在进行多次商讨，多次向法律史等方面的专家求教后，最终确定以思想理念、法律制度、法律文化为框架和主线，选取了百余条传统法治文化中的关键词和术语。

  作为本书的译者代表，中国政法大学外语学院副院长田力男在论坛上讲述了她的心得体会。她表示，翻译过程中，团队先是查找这些术语已有的英译本，作为参照，同时积极发挥译者的主体性，进一步研究原文本，在保证忠实原文的基础上，立足讲好中国的法治故事这一使命，进行选词、造句、成文。

  田力男介绍道，翻译过程中，团队还力争原文和译文的文化功能对等。她说，在翻译中国独有的一些法律文化术语的时候，我们纠结过应不应该用拼音进行直译，比如，在翻译“衙门”这条术语的时候，虽然也能找到相近的英文词汇，但是如果简单直译，译文就不具备中国的法律文化特色，因此采用了拼音yamen直译；又如“惊堂木”，翻译时采用了法槌的英文，并在前面加上Chinese，力求表明这是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事物。

  “用拼音直译能够保留特色，但在没形成共同认知，成为通用的专有名词之前，又很难让外国人明白我们在说什么。因此，翻译团队在每条术语后边都加上了相关段落，对术语的概念、起源、发展，价值和意义等作了解释说明。这样就在保留原汁原味的同时，实现了文化共通的目的。”田力男补充说。

  “ChatGPT出来后，我特意试着用它翻译了几条术语。”田力男说，“我发现，目前它还翻译不了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思想文化，中国的思想民间传统文化还得靠我们自己来翻译。”

  “我们要在中外语言文化的涵养上多下一些功夫。”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人文学院名誉院长李德顺在论坛上如是说。

  李德顺强调，对中华文化的理解不限于古代，还包括我们当今的学术思想价值观念。“中华学术要走出去，需要把我们真实的、内心认可的东西用别人能懂的方式介绍出去。”

  他提到，词语是一种文化现象，翻译要透过现象抓本质，抓住本质核心的问题，这个工作难度不小，要求翻译者至少要通两边的文化，对两边的思想文化，学术理论都有很深的造诣。

  他认为，翻译的地位和意义很重要，是关键性的工作环节，翻译本质上是一种跨文化的信息传递过程，也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译者对他原有的语言要理解透彻，理解准确，只有达到全面的一体化的融通，才能够跨越由于文化时空条件不同而形成的文化鸿沟。

  李德顺表示，在文化沟通当中，我们要有主体的自觉性和时代感，不要满足于概念话语的对号入座，要寻求和体现不同文化各自发展阶段上的彼此理解和互相参照，显示不同语言表达当中的共同问题和深层意象。

  他强调，在翻译过程中，要注意深度理解文本，提升把握问题的高度，力争在语言上实现全方位的转化。而在这方面，还有很多让人很遗憾的地方。生搬硬套翻译过来的文本往往偏离理论，偏离文化，偏离实践。

  提到法文化，中国政法大学科研处处长栗峥认为，这是一个宏大的中华法治文明的超大规模的集合。

  中华法治文化法文化的广阔性给我们的学术研究带来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如何去提炼、抓取那些最具有中华法文化精神价值的标识，以怎样的术语去呈现和表达这样的法文化，这也是最要解决的问题。

  “未来，中华法治文化的成长要在两个层面上有所突破，一是在历史的谱系当中，提炼出一个线年文明的法律文化体系。更重要的一点，则是在横向的历史世界当中，使中华法治文化对他域法文化产生一定影响，被其他的法文化尊重和接受，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在整个法文化的世界之林中立足。”栗峥认为，只有建成这样的法文化体系，才能使以汉字为载体的中华法治文明，在世界精神世界中占据独特的份额和席位，拥有法治文明的主持权和话语权，实现对世界的法文化的输出和影响，这也是我们法律人不懈努力奋斗的精神动力和激情所在。